中华中医药文明是人类医药卫生秩序的开拓者 ——吕律

中华中医药文明是人类医药卫生秩序的开拓者 ——吕律

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商学院副院长、中国国学产业领域首席科学家吕律教授指出：“中华中医药文明是人类医药卫生秩序的开拓者”。世界人类文明包含着中华文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埃及文明、印度文明现今位置中国、伊拉克、埃及、印度这些人类文明分布在黄河流域、两河流域、尼罗河流域、印度河流域。中华文明从未中断过，四大流域文明的意义并不在时间的先后而在于他们是后来诸多文明的发源地，对其所在地区产生巨大的影响。在孕育世界多元文明的同时，产生诸多文明中，中华中医药文明是中华民族历经几十个世纪，世代炎黄子孙用生命和鲜血捍卫着的文化瑰宝，守护着中华民族世代康宁，为推动人类医药卫生文明做出了巨大贡献。通过考古发现中国中华民族跨湖桥先民8000年前就已经掌握了原始针灸技术，大汶口文化遗址先民5000-5200年前成功的实施过开颅手术，表明中华中医药文明遥遥领先世界。旧石器时代中晚期三皇五帝中的华夏人文始祖伏羲发明龙图腾至此龙的传人便以此开始，始创八卦“阴阳学说”，为后世中医药文明奠定了哲学基础；创立婚姻制度改血缘婚为族外婚，有效地解决了近亲结婚给人类带来的危害，开创了人类遗传学先河为世界遗传学之父。神农（炎帝）尝百草寻找为先民治疗疾病的各种药石，以疗民疾，成为中华医药始祖。公元前26—22世纪，华夏族领袖皇帝与臣子岐伯，共同完成中国最早的中医药理论专著《黄帝内经》，开创了中医药学理论开篇。

中医诞生于原始社会春秋战国时期，中医理论已基本形成之后历代均有总结发展。中医承载着古代人民同疾病作斗争时的一些经验和理论知识，是古代朴素唯物论和自发的辩证思想指导下，通过长期的医疗实践逐步形成并发展成的医学理论体系。阴阳五行学说是中国古代朴素的哲学思想，渗透到中医学中与中医学的固有理论和实践经验相结合，融为一体成为中医药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疾病转化规律及其预防、诊断、治疗、康复和保健的中和性科学。中医学属于在阴阳五行理论指导下，从动态整体角度研究人体生理、病理、药理及其自然环境关系，寻求防治疾病最有效方法的学问，任何一种理论如果不具备整体观念的特色，它就不会是完全意义上的中医学，具备了整体观念若是还不具备动态的性质，那么这种理论也就还没完全把握到中医学的真谛。《中医生理病理系统论》全方位诠释整体观念和“辩证论治”的特色。既能揭示脏腑的阴阳气化规律，沟通与天地阴阳气化规律联系，又能揭示疾病的证候规律的理论体系。中医学从整体角度形成“正气与邪气是构成疾病的基本矛盾”的概念，这是确定病名的理论依据，阴阳五行属于中国古代哲学范畴，是中华中医药学的血脉基因，也是中医传承五千年来历久弥新的制胜法宝。在中国古代，阴阳最初意义是指日光的向背，向日为阳，背日为阴。

人体的生命活动是以阴精和阳气为基础的，人体要维持正常的生命活动，必须有赖于体内阴阳两个方面保持相对的协调平衡，“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决，精气乃绝”。如果人体阴阳的协调平衡遭到破坏，出现偏盛或偏衰的局面，就会造成机体生命活动的失常而进入疾病状态。

与阴阳学说相关的是五行学说。五行即木、火、土、金、水五种基本物质的运动变化。五行之间是相生相克的。其相生的顺序是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循环往复，以至无穷；相克顺序是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循环往复，以至无穷。只有生与克相辅相济，相互作用，才能维持整体平衡。在中医学中，五行配属五脏（肝、心、脾、肺、肾）、五腑（胆、小肠、胃、大肠、膀胱）、五官（目、舌、口、鼻、耳）、五体（筋、脉、肉、皮、骨）、五志（怒、喜、思、悲、恐）、五味（酸、苦、甘、辛、咸）等，用此来阐释其相互间生克制化的生理病理关系，指导临床的诊断、治疗。

　中医学理论根据五行生克关系，提出了一系列辨证施治的方法，诸如培土生金，滋水涵木、壮水制火等等。人体五脏的生克关系正常与否，可以从人的色、声、味、脉等体象得到表征和反映，中医大夫可以通过五行的推演归类分析四诊（望、闻、问、切）收集的资料，以五行的生克乘侮理论来推断疾病的发生发展，防治疾病。

  在中华中医药学文明的整个发展史上，出现了众多中医名家，为中华中医药文明弘扬传承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扁鹊的主要贡献：在诊视疾病中，已经应用了中医全面的诊断技术，即后来中医总结的四诊法：望诊、闻诊、问诊和切诊，当时扁鹊称它们为望色、听声、写影和切脉。他精于望色，通过望色判断病症及其病程演变和预后。扁鹊精于内、外、妇、儿、五官等科，应用砭刺、针灸、按摩、汤液、热熨等法治疗疾病，被后世尊为医祖。

华佗的主要贡献：经过数十年的医疗实践，熟练地掌握了养生、方药、针灸和手术等治疗手段，精通内、外、妇、儿各科，临证施治、诊断精确、方法简捷、疗效神速、被誉为“神医”。对此，《三国志》、《后汉书》中都有一段内容相仿的评述，说他善于养生（“晓养性之术，时人以为年且百岁而貌有壮容”），用药精当（“又精方药，其疗疾，合汤不过数种，心解分剂，不复称量，煮熟便饮，语其节度，舍去辄愈”），针灸简捷（“若当针，亦不过一、两处，下针言，‘当引某许，若至，语人’，病者言‘已到’，‘应便拔针，病亦行差’”），手术神奇（“刳剖腹背，抽割积聚”、“断肠滴洗”）。所留医案，《三国志》中有十六则，《华佗别传》中五则，其他文献中五则，共二十六则，在先秦和两汉医家中是较多的。从其治疗范围看，内科病有热性病、内脏病、精神病、肥胖病、寄生虫病，属于外、儿、妇科的疾病有外伤、肠痈、肿瘤、骨折、针误、忌乳、死胎、小儿泻痢等等。他发明了麻沸散，开创了世界麻醉药物的先例。欧美全身麻醉外科手术的记录始于十八世纪初，比华佗晚将近一千六百余年。《世界药学史》指出阿拉伯人使用的麻药可能是由中国传入，因为“中国名医华佗最精此术”。《隋书·经籍志》记有“华佗枕中灸刺经”一卷，已佚。《医心方》所引《华佗针灸经》可能是该书的佚文，《太平圣惠方》引有“华佗明堂”之文。从现存佚文看，《华佗针灸经》所载腧穴名称及定位均与《黄帝明堂经》有较大不同。华佗首创用全身麻醉法施行外科手术，被后世尊之为“外科鼻祖”。他不但精通方药，而且在针术和灸法上的造诣也十分令人钦佩。华佗走访过许多医生，收集了一些有麻醉作用的药物，经过多次不同配方的炮制，终于把麻醉药试制成功，他又把麻醉药和热酒配制，使患者服下、失去知觉，再剖开腹腔、割除溃疡，洗涤腐秽，用桑皮线缝合，涂上神膏，四五日除痛，一月间康复。因此，华佗给它起了个名字——麻沸。据日本外科学家华冈青州的考证，麻沸散的组成是曼陀罗花一升，生草乌、全当归、香白芷、川芎各四钱，炒南星一钱。如果需要灸疗，也不过一两个穴位，病痛也就应手消除。 如果病患集结郁积在体内，扎针吃药的疗效都不能奏效，应须剖开割除的，就饮服他配制的“麻沸散”，一会儿病人就如醉死一样，毫无知觉，于是就开刀切除患处，取出结积物。病患如果在肠中，就割除肠子病变部分，洗净伤口和易感染部分，然后缝好腹部刀口，用药膏敷上，四五天后，病就好了，不再疼痛。开刀时，病人自己并不感到疼痛，一个月之内，伤口便愈合复原了。他所使用的“麻沸散”是世界史最早的麻醉剂。华佗采用酒服“麻沸散”施行腹部手术，开创了全身麻醉手术的先例。这种全身麻醉手术，在中国医学史上是空前的，在世界医学史上也是罕见的创举。

华佗也是中国古代医疗体育的创始人之一。他不仅善于治病，还特别提倡养生之道。他曾对弟子吴普说：“人体欲得劳动，但不当使极耳，动摇则谷气得消，血脉流通，病不得生。譬如户枢,终不朽也”。华佗继承和发展了前人“圣人不治己病，治未病”的预防理论，为年老体弱者编排了一套模仿猿、鹿、熊、虎等五种禽兽姿态的健身操——“五禽戏”。后世的各种拳法、艺术体操、健身运动、体育竞技项目、广场舞等都是人们对“五禽戏”的具体应用和诠释，是人类强身健体、延年益寿的有效方式。

孙思邈的主要贡献：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临床医学百科全书《千金方》，被国外学者推崇为“人类之至宝”，首创妇、儿分科。世界第一个麻风病专家。发现用动物肝提取维生素A治眼病，用彀树皮提炼维生素B1治脚气比欧洲人早一千多年，首创以砷剂（雄黄等）治疗疟疾病，比英国人用砒霜制成的孚勒氏早一千年，率先发明了导尿术，首度提出“防重于治”的医疗思想。

张仲景的主要贡献：东汉末年著名临床医学家，创造性地把外感热性病的所有症状，归纳为六个证候群（即六个层次）和八个辨证纲领，以六经（太阳、少阳、阳明、太阴、少阴、厥阴）来分析归纳疾病在发展过程中的演变和转归，以八纲（阴阳、表里、寒热、虚实）来辨别疾病的属性、病位、邪正消长和病态表现。由于确立了分析病情、认识证候及临床治疗的法度，因此辨证论治不仅为诊疗一切外感热病提出了纲领性的法则，同时也给中医临床各科找出了诊疗的规律，成为指导后世医家临床实践的基本准绳。张仲景在阴阳学说的背景下移植和整理了辨证论治方法将阴阳学说结合在一起，其医学理论对中国古代医学发展和老百姓健康作出了巨大贡献，其医学理论对现代医学研究有重大贡献，对东南亚各国影响也很大，开创临床医学、疫病、流行病治疗先河，成为临床医学、疫病、流行病治疗先驱，是后世人类临床医学、疫病、流行病学的始祖。他确立的辨证论治原则是中医临床的基本原则，是中医的灵魂所在。

李时珍临证，推崇张元素，重辨病证，立法严谨，用药得当。治疗时，或化裁古方，或自组新方，或用民间单验方，多有良效。李时珍的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很有特色，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自己的实践经验为基础，改善了古代科学方法，积累了科学研究的新经验。李时珍成功地运用了观察和实验、比较和分类、分析和综合、批判继承和历史考证方法。

人类解剖学之父杨介公元1102年-1106年（宋崇宁1-5年）通过尸体解剖编绘成《存真图》，开创了人类解剖学之始，是临床医学解剖学的先驱，对后世卫生健康文明秩序影响深远。

我们每一个华夏儿女都是中华中医学的守护和捍卫者，决不会允许任何人、任何族类做出有损于中华中医学文明的事，中华中医学文明是世代流淌在我们华夏儿女血脉中的基因。旧石器时代中晚期，三皇五帝时代，诞生的人类文明“火祖”燧人氏，对火的发明让先民从生食到熟食的转变，产生了质的飞跃，逐渐发明了熨法和灸法治疗疾病，到氏族公社时期衣食不断改善，使用了砭石、骨针发现了更多药物能够治疗疾病。炎帝时代（神农时代）据《甲乙经》序“伊尹……撰用神农本草以为汤液”。中华医药始祖神农（炎帝）发明了医药和农业、完成了从游牧到定居、从渔业到田耕的历史转变，实现了从蒙昧到文明的过渡、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的跨越，神农（炎帝）率领先民战胜饥荒、疾病使中华民族脱离了饥寒交迫、犯病无医无药颠沛流离的日子，炎黄子孙自此始。“民有疾，未知药石，炎帝始草木之滋，察其寒、温、平、热之性，辨其君、臣、佐、使之义，尝一日而遇七十毒，神而化之，遂作文书上以疗民族，而医道自此始矣。”据说被他尝过的花、草、根、叶就有398000种。他下决心要尝遍所有的草本植物以求医药。相传神农上了天庭，他选了一大捧瑶草在走出花园时，碰到了天帝，天帝说这点瑶草治不了多少人的病的，给了他一根神鞭，可以鞭打百草识别有毒无毒。中国草药由此而诞生，后由鞭草识药改为尝草识药，无意间发现了“查”能解毒，后人叫成了“茶”即现在的绿茶。为“宣药疗疾”还刻了“味尝草药作方书”这便是人类医学科学的发端。神农亲验本草药性是中药的重要起源。随着岁月推移、积累的药物知识越来越丰富并不断得到后人的验证，中国最早的中草药学经典之作《神农本草经》后世本草著作，莫不以此为宗，对中医药学的发展一直产生着积极的影响，并逐步发展丰富形成了世界闻名的中医药宝库。

中医中药在中国古老的大地上已经运用了几千年历史，经过几千年的临床实践，证实了中国中医药无论是在治病上、还是在防病上、还是在养生上都是确凿有效可行的。我们的祖祖辈辈都用中医中药来治疗疾病，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中医对疾病的治疗是宏观的、全面的，中医学是以中医药理论与实践经验为主体，研究人类生命活动中健康与疾病转化规律及其预防、诊断、治疗、康复和保健的综合性科学。药祖神农（炎帝）（公元前3245年 - 3080年）中华农业和医药的发明者，他遍尝百草，有“神农尝百草”的传说，教人医疗与农耕，掌管医药及农业的神只，能保佑农业收成、人民健康，更被医馆、药行视为守护神。终因尝遍百草，寻找中医药药性而误尝断肠草致死；医祖扁鹊战国时期的医学家，约生于周威烈王十九年（公元前407），卒于赧王五年（公元前310）。扁鹊善于运用四诊：望闻问切。尤其是脉诊和望诊来诊断疾病精于内、外、妇、儿、五官等科，应用砭刺、针灸、按摩、汤液、热熨等法治疗疾病，被后世尊为医祖。一心为民疗疾而不贪图富贵，却遭同行妒忌谋害致死；外科鼻祖华佗（约公元145年－公元208年），名旉，字元化，汉末沛国谯（今安徽亳州）人，东汉末医学家，与董奉、张仲景并称为“建安三神医”。少时曾在外游学，行医足迹遍及安徽、河南、山东、江苏等地，钻研医术而不求仕途。他医术全面，尤其擅长外科，精于手术。并精通内、妇、儿、针灸各科。晚年因遭曹操怀疑，下狱被拷问致死。 华佗被后人称为“外科圣手” 、“外科鼻祖”。后人多用神医华佗称呼他，又以“华佗再世”、“元化重生”称誉有杰出医术的医师。一生救治病人无数不畏权贵被曹操以欺君之罪关押病死狱中；药王孙思邈（541年-682年)，京兆华原(今陕西省铜川市耀州区)人，唐代医药学家、道士，被后人尊称为“药王”。西魏大统七年(541年)，孙思邈出生于一个贫穷农民的家庭 。他从小就聪明过人，长大后开始爱好道家老庄学说，隋开皇元年(581年)，见国事多端，孙思邈隐居陕西终南山中，并渐渐获得了很高的声名。孙思邈十分重视民间的医疗经验，不断积累走访，及时记录下来，终于完成了他的著作《千金要方》。唐朝建立后，孙思邈接受朝廷的邀请，与政府合作开展医学活动。唐高宗显庆四年(659年)，完成了世界上第一部国家药典《唐新本草》。医圣张仲景(约公元150~154年-约公元215~219年)，名机，字仲景，南阳涅阳县(今河南省邓州市穰东镇张寨村)人。东汉末年医学家，被后人尊称为“医圣”。张仲景广泛收集医方，写出了传世巨著《伤寒杂病论》。它确立的“辨证论治”原则，是中医临床的基本原则，是中医的灵魂所在。在方剂学方面，《伤寒杂病论》也作出了巨大贡献，创造了很多剂型，记载了大量有效的方剂。其所确立的六经辨证的治疗原则，受到历代医学家的推崇。这是中国第一部从理论到实践、确立辨证论治法则的医学专著，是中国医学史上影响最大的著作之一，是后学者研习中医必备的经典著作，广泛受到医学生和临床大夫的重视。药圣李时珍（1518-1593），字东璧，晚年自号濒湖山人，湖北蕲春县蕲州镇东长街之瓦屑坝（今博士街）人，明代著名医药学家。后为楚王府奉祠正、皇家太医院判，去世后明朝廷敕封为“文林郎”。李时珍自1565年起，先后到武当山、庐山、茅山、牛首山及湖广、安徽、河南、河北等地收集药物标本和处方，并拜渔人、樵夫、农民、车夫、药工、捕蛇者为师，参考历代医药等方面书籍925种，考古证今、穷究物理”，记录上千万字札记，弄清许多疑难问题，历经27个寒暑，三易其稿，于明万历十八年(1590年)完成了192万字的巨著《本草纲目》，此外对脉学及奇经八脉也有研究。著述有《奇经八脉考》《濒湖脉学》等多种。 被后世尊为“药圣”。他们都是为了弘扬和传承中华中医药文明而献出了宝贵的时间和生命，他们的著作是中国中医药学文明史诗般的壮举。

中华中医药文明源远流长、历久弥新，历经几十个世纪经久不衰，在浩如烟渺的历史长河中，中华中医药文明距今约有五千多年的历史，而在这历史长河中留下了众多脍炙人口的医学巨著，是人类中医药文明的重要里程碑和历史印记，现今留存于世的中医药图书约1159部，从公元5世纪开始，大多流传于朝鲜、日本、阿拉伯、土耳其、美国、印度等东南亚及欧美多国，这些中医药图书是世界医学史上的重要医药文献。其中，中华中医药学五大名著，《神农本草经》又称《本草经》或《本经》，是中医四大经典著作之一，是已知最早的中药学著作。《神农本草经》全书分三卷，载药365种，以三品分类法，分上、中、下三品，文字简练古朴，成为中药理论精髓。《黄帝内经》分《灵枢》、《素问》两部分，是中国最早的医学典籍，传统医学四大经典著作之一（其余三者为《难经》、《伤寒杂病论》、《神农本草经》）。《伤寒杂病论》是中国传统医学著作之一，是一部论述外感病与内科杂病为主要内容的医学典籍，作者是东汉末年张仲景，是中国中医院校开设的主要基础课程之一。《本草纲目》版本颇多，除国外各种全译或节译本外，国内现存约七十二种，大致可分为“一祖三系”，即祖本(金陵本、摄元堂本)及江西本、钱本、张本三个系统。《千金要方》又称《备急千金要方》、《千金方》，是中国古代中医学经典著作之一，作者孙思邈，共30卷，是综合性临床医著，被誉为中国最早的临床百科全书。中华中医药文明博大精深在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涌现出数以万计的中医药践行者为民众健康呕心沥血、不贪图富贵、不畏权势。他们都有着官民平等的医者仁心的思想，为民疗疾，救民众疾病于水火，历代也以此涌现出众多名医。扁鹊，战国的医学家，真名叫秦越人，又号卢医，精于内、外、妇、儿、五官等科，尤其是脉诊和望诊断疾病。由于扁鹊医道高明，被尊为“医祖”，所以后世一些有名的医生人们便会送他“扁鹊”的称号。张仲景，东汉的医学家，他的《伤寒杂病论》确立了医学辨证论治，奠定了中国治疗学的基础，是我国最早的一部理法，方药俱备的经典著作，被后人称之为“医圣”。华佗，字元化，东汉末年的著名医学家，与董奉、张仲景并称建安三神医，华佗被后人称为外科圣手，他发明了“五禽戏”，又以“华佗再世”、“元化重生”为称号，是一位拥有杰出医术的医师。他所研制的“麻沸散”，为世界医学史上最早的麻醉。皇甫谧，字玄晏先生，三国西晋时期的学者、医学家、史学家，其著作《针灸甲乙经》是中国第一部针灸学的专著，在针灸学史上占有很高的学术地位，并被誉为“针灸鼻祖”。孙思邈，唐代医药学家、道士被后人称之为“药王”，他的著作《千金要方》完成了世界第一部国家药典。钱乙，字仲阳，宋代著名的儿科医学家以《颅囟方》而成名。葛洪，人称葛仙翁，东晋思想家、医学家，他还是一位科学家，在医学和制药化学上有重要的发现和创造，在文学上也有许多卓越的见解，他的著作有530多卷。朱震亨，元代著名的医学家，后世学者尊之为“丹溪翁”或“丹溪先生”，被列为金元四大家，力倡阳常有余，阴常不足之说，创阴虚相火病机学，说明体阴气元精之重要，被后人称之为滋阴派创始人。李时珍，明代著名医药学家，历经27年完成192万字的巨作《本草纲目》，他对脉学及奇经八脉也有研究。叶桂，别号南阳先生，清代著名医学家四大温病学家之一，对治奇经脾胃，儿科等病尤为擅长。薛生白（薛雪），又号槐元道人，清代著名的医学家与叶桂齐名，薛生白并非专业的医者，但是他对于温热症的治疗堪称高手，所著的《温热病篇》成传世之作。宋慈，古代杰出的法医学家，所著《洗冤集录》是世界上最早的法医文著，被称为法医学知识。

中华中医药文明早在公元5世纪中国就已向世界各国传授中医学医学药物及诊疗技术。魏晋南北朝时期（梁大同7年）梁政府派遣医生去朝鲜半岛百济国传授中医学，开启中华医药学文明走向世界之始。公元562年吴人知聪携《明堂图》160余卷，漂洋过海远去日本传授中华中医学。公元608年日本派药师惠日、倭汉直福因到中国留学中华中医学知识。公元753年唐朝僧人到日本传授中华中医学。公元8-9世纪道家炼丹术传入阿拉伯。公元1079年中华中医学传入韩国高丽，公元1448年朝鲜国收录中华中医学医书百余种，公元1567-1572年发明人痘接种法，16世纪广泛应用后传入俄国、土耳其、英国等欧亚国家。

我国在16世纪时就已经发明了预防天花的人痘接种法。 天花是一种烈性传染病，得病者死亡率非常高。天花大约在汉代由战争的俘虏传入我国。古医书中的“豆疮”、“疱疮”等都是天花的别名。长期以来，人类对于天花病一直没有有效的防治方法。我国古代人民在同这种猖獗的传染病不断作斗争的过程中，于明代发明了预防天花的方法人痘接种法。清代的《痘科金镜赋集解》中记载说:“闻种痘法起于明朝隆庆年间(公元1567~1572年)宁国府太平县(今安徽太平)……由此蔓延天下。”

所谓人痘，就是将“豆疮”内的病毒提取出来，“种”到健康人身上，让人产生天花抗体，是一种原始的疫苗。

康熙找了30名没有得过天花的宫女，然后提取胤裪身上的“痘苗”，给她们试种。但是接种量无法精确计算，最后30个宫女死了四个。

然后再让26位宫女和天花病人住在一起，后来有4个又重新感染天花而死，其余22人对天花免疫，换句话说22个宫女被接种成功。而这个人体实验洪若翰全程参与，记载下来寄给法国天主教会。2004年书信被公开，才公布在世界上。

然后再让26位宫女和天花病人住在一起，后来有4个又重新感染天花而死，其余22人对天花免疫，换句话说22个宫女被接种成功。而这个人体实验洪若翰全程参与，记载下来寄给法国天主教会。2004年书信被公开，才公布在世界上。

不过别人认为康熙很残忍，虽然成功率只有22人。康熙后来还亲自给自己的女儿接种过痘苗，而且下令推广。毕竟在几百年前有接种的人还是比没接种的人活下去的机会大了很多。

18世纪的欧洲，天花是夺取最多性命的疾病，每年约有400000人因得天花而死亡，光是瑞典10个新生儿中就有一个是因为天花死亡。康熙自己也是因为得过天花没死，而其他的兄弟没有得过，随时处在死亡阴影中，顺治死亡后，太后跟大臣们认为康熙身体较强壮，才顺利登上皇位的。

公元前5世纪-3世纪中华人文思想的相继创立及发展，给中华中医药文明带来了深刻的影响。中国道家文化创始人老子“道”的无为而治开创了道家的养生术、炼丹术起源；中国儒家文化创始人孔子“仁”的“德政”思想孕育了医者父母心，成就了医者仁心；春秋战国董仲舒的儒家思想的“天人合一”，开启了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哲学基础，奠定了中华中医学哲学理论的起源；阴阳学家的代表人物邹衍的“阴阳学说”的“五德终始论”助秦始皇实现中国大统一而结束战乱纷争，为后世中医药学的传承和发展开创了理论基础。

中华文明与中华中医药文明同根同宗、互耕互用不论是道家文化、儒家文化、阴阳文化都是中华中医药文明的宝贵源泉，在五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中医药文明从神农尝百草、辨识中草药物，扁鹊发明“望、闻、问、切”，华佗发明“麻沸散”早于欧洲一千六百多年实施全身麻醉手术，张仲景的“辩证论治”运用“六经”“八脉”开创疾病综合诊断之始。中华中医学的先圣先贤们开拓了中华民族和人类卫生医疗秩序的先河。从公元5世纪-16世纪中华中医药学多次对朝鲜、日本、阿拉伯、俄国、土耳其、英国、美国、印度及世界多国，进行技术传播和药物输出，特别是康熙大帝主持研制的“天花接种术”从中国传遍东南亚及欧洲，对医治和预防天花病毒带来的危害具有不可磨灭的作用。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秉承“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始终把人民群众利益放在首位，为天下人民谋幸福，肩负着传承弘扬、振兴中华中医药文明的重任，砥砺前行、百年巨变；1934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中央防预委员会，到1938年建立延安制药厂；1941年毛主席为延安中国医科大学题词“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设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之初，百废待兴的中华中医药事业变得蒸蒸日上，中华中医药文明迎来百年不遇的发展机遇；1950年召开第一届全国卫生工作会议确定卫生工作的指导方针；1955年中医研究院的成立至1956年成都、上海、北京、广州四所中医学院的相继成立标志着中华中医学文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行全民医疗保障体系的初步形成。目前全国有30余所医科大学、国内医护院校百余所、百万个以上各种医院院所、床位约944.8万张、专业医护人员约1398.3万人，真正实现了全民医疗保健。每个中华民族的炎黄子孙都是中华中医学文明的传承和践行者。

中华民族在疫情防控中始终走在世界前列，从公元16世纪“天花疫苗”为世界提供“天花病毒”解决治疗方案，到公元20世纪“非典”病毒的有效控制，在抗击“非典病”毒中，中华中医药发挥了积极作用，起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再到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获得者屠呦呦利用“青蒿素”治疗疟疾挽救无数人生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要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在全球防治新型冠状病毒的今天中华民族肩负起大国担当的重任，2021年11月中国五款新冠疫苗已在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获准使用，累计向世界多国提供超过20亿剂的新冠疫苗，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在抗击新冠疫情中，不论是救济方案和疫苗防控防治方面始终站在时代的前沿，彰显大国风范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为世界抗击新冠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坚持“动态清零”的决策从未改变，视人类生命为最高己任，是中国共产党一心为民，把群众利益放在首位的具体体现。在抗击百年不遇的新冠病毒中，中华中医药成功的在预防和治疗新型冠状病毒中取得了显著的效果，其医药成果引领世界，是中华中医学文明屹立在世界医学之林的不朽丰碑，必将引领世界卫生健康文明秩序向前发展，是开创世界医学文明造福人类的先行者，必将开创世界卫生健康秩序的新篇章。

北京甲吉文化有限公司创始人、中国“十四五”产业领域首席科学家吕律带领公司科创团队，多年来致力于中医药应用制剂的研发与传承，采用古今验方研制出“益直降”药食同源的调理高血糖汤液饮品，能有效的控制调理高血糖，是高血糖人群的福音。是弘扬和传承中医药文明的具体践行者，将对数以万计的高血糖人群提供健康有效的调理方法，促进高血糖人群身心健康。